凯发AG王梦，男，生于1975年2月，四川宣汉人，党员，四川省蚕丝学校九二桑二班学生。1992年9月入校，1996年7月毕业，先后在达州市宣汉县庙安、天生镇人民政府、宣汉县政协办公室、达州市政协办公室工作。

　　跨出四川省蚕丝学校已经二十七年，每当提及学校、和校友交流，思绪总会如泉涌，话题也“滔滔不绝”。短暂的四年中专生活，给我的人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始终入脑入心，温故如新。

　　1992年9月，历经十多年寒窗苦读和“千军万马”的“冲杀”，在父亲的陪伴下，我怀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从大巴山里步行、乘车，终于辗转来到位于南充市西桥河旁的四川省蚕丝学校。

　　这也是我此前第一次出远门。地道的农民的儿子，没有见过大世面，升学前抱着“读书是唯一出路”的想法，埋头书籍和题海之中，和班上女同学甚是寡言，更别说一起聊天。腼腆、羞涩在自己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进入中专，学校生活大体一致，白天上课，晚上自习。入学第二天晚上，班主任张德勇老师来到教室，宣布从今晚起，每天晚上上自习前依轮次上讲台脱稿演讲。第一轮进行自我介绍，把自己的特长进行展示。这时的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了，自己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心里咕噜不停，脑海里旋转着：说什么、怎么说，能说明白吗？

　　演讲轮次按着学号进行，我的学号靠后。每晚听同学的介绍，了解他们的说话语速、话语层次，自己开始琢磨怎么说好第一次演讲，并时时给自己鼓劲。班上共40名同学，不少同学来自场镇和县城，说话和姿态落落大方，一点不怯生，还有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同学，表达与表现略逊色，羞涩与他们相连。

　　一周时间里，全班同学的“第一次演讲”将结束。轮到我这晚，我便早早来到教室，用笔在本子上写了发言内容，不停地喝着开水，双手捶打大腿“不要紧张，一定能行凯发AG。”当张德勇老师喊到我时，我迅速离开座位，两眼朝前，走上讲台。正要开口说话，大腿开始抖动不已，准备好的词儿一下子在脑中消失。同学们没有惊愕也没有哄笑，张德勇老师在旁边鼓励道：“不要怕，稳一下情绪，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今后经常开展活动，你就会顺畅自如了……”

　　度过第一难关，自己也总结差距。慢慢地，上台说话也不打结了，腿脚也不发颤了，更有进步的是慢慢能和女同学聊天还能一起唱歌凯发AG、参加舞会了。

　　学校丰富多彩的生活，让我很快度过了一年。当初，国家给我们这批上线的中专生每月定额补助，有饭票和钱票。对于饭量小的我，基本上每月够用。第二年，学校顺应改革，采取学习成绩和生活补助挂钩，一等奖可以拿到每月42元，物价也开始上涨，这一年起每月生活费还得家里资助。

　　我家在山里，还有两个弟弟，父母完全靠传统农业维持家庭生活。进校时，家里还欠着贷款，每月向父母伸手要钱，自己觉得会让父母更苦更累。学校里有校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卖衣服、卖电影票、照相等生意。我从中看到商机，与来自开县的刘涛同学挤出生活费到西门农贸市场采购了男士裤子，每条9元，拿回学校到同学和校友中推销，每条卖11-13元不等。有时还依靠老乡情缘，周末跑到南充市农校等学校兜售。记得总共进货20条，卖了一个月才卖了15条，剩下的我俩自己“内销”了。这条门路又累又苦，见效慢，我们俩打了退堂鼓。

　　同学们喜欢照相，懂这项技术的校友不多，所以生意一直很火爆。班上黄聪同学家境较好，刚好有一台珠江牌135胶片相机，喊我一起来照相挣钱。我是第一次使用相机，可谓一窍不通。我拿到相机，了解熟悉器材、借遍图书馆摄影书籍，逐篇逐行学习并作笔记，至今都还保存着学习笔记。经过一番下苦功夫学习，慢慢能够从拍虚到拍实，从曝光不足到曝光正常，从拍班上同学再到友邻班……

　　1993年9月，我斗胆向父亲提出寄二百元钱买相机，也承诺今后不再找家里寄钱。那时的二百元，父母可要卖出五六百斤稻谷，也是一家人半年左右的口粮。父母给予我充分信任，收到信后就寄出钱了。我欢欣鼓舞地在平时冲洗胶卷的相馆买了一台凤凰相机，开始我的学校创业生涯。由于我边学边练习边总结，照相技术日益渐进，逐步得到同学们的认可，课余和周末经常有校友到教室来找我拍摄，个人的“名气”逐渐在学校鹊起。白天利用课余时间拍摄、冲印照片，晚自习悄悄地整理、分发照片，然后拿着一摞摞分好的照片到学校各年级各班送片收钱，多数时候在不同教室碰到学生科程福生科长。起初面对他很胆怯，生怕被批评或者被学校处理。程科长认识我，或许知道个人情况，总是笑着说:抓紧分发了，室学习。

　　1995年开学之际，我向学生会申请办摄影展览，其实就是自己平时拍照觉得可以，加上小创意拍摄的图片，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学生会给了我这次机会，在学校图书馆前进行了橱窗展览。从这以后，我在学校的拍摄数量处于前列，拍摄对象涵盖全校四个年级，近一半以上校友找我拍过照。毕业后在不少地方碰到同时代的校友，见面第一时间都能喊出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还保存着你给我拍的照片。学校给予这样的宽松环境，让我实现了对父母的诺言，此后就没再找父母索取包括学费在内的一切费用了。到我毕业时，我带着相机、带着寄给父母的存款收据顺利毕业、回到家乡。

　　在学校，第一年几乎上的是高中课程，门门如主科。中专以前，我对语文情有独钟，学习比较轻松，不时受到科任老师表扬和鼓励。中专一年级，每个月都要写作文。语文老师蔡峥刚从大学毕业到校任教，经常给我们朗读文章。

　　有一次上语文课，蔡峥老师亲自朗读了我写的作文，还说文章写得较好。那一刻，我的血脉高涨、大脑亢奋，左右环顾，同学们正在看着我。这以后，我保持热情，常阅读书籍、思考写好文章，数次在班上作范文朗诵。

　　1996年10月我参加了工作，在家乡当乡干部，从事与蚕桑专业毫不沾边的基层行政工作。临近年底，乡长交给我写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似乎考验我这个中专生的本事。接到任务后，自己先收集往年的工作报告和当年的工作信息，依样画葫芦“作文”，没料“一炮打响”，乡上的文字工作逐渐涉猎。

　　后来，我通过读报，发现有些信息可以向报社投稿，虽然起初屡次投送不中，但激发了我从事业余新闻写作的动力和热情。我也深知，专业知识用不上了，必须有自我发展的“突围”。好在学校开设的课程丰富了自己头脑，好在语文老师的鼓励和引导。此后，我在工作岗位上“荒废专业”，干起爬格子之事，写公文、写讲话，更多的是爱上业余新闻写作，每年将报刊发表的稿件装订成册，至今有16本了。

　　随着在本职岗位上见报信息不断，在本系统逐渐有了名声，从2007年至2020年连续14年被四川省政协办公厅表扬为优秀通讯员，2015年被“中国网”表扬为“全国十佳通讯员”。自己先后两次以通讯员名义在省政协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言，介绍经验。如今，我虽离开宣传工作岗位，仍然坚持发现点子、写好文章。

　　如果没有学校里的台上演讲，我参加工作定会是缩手缩脚，畏难前行的。四年中专生活，把我一个胆小怯生的男孩，从校园讲台、社交圈中推了出来，变得说话有胆量、有逻辑、有章法。到了基层，几乎天天和群众打交道，大凡小事、鸡毛蒜皮都得接触，还得会与他们“贫嘴”。与农民一起，找到话题拉近乎，想办法化解矛盾，逐渐适应了工作需要，再也没有所谓参工前的“本领恐慌症”。特别是在征收农村“三提八统”的税费时代，如果嘴上道不明说不来，农民既不会给你交钱，还会瞧不起你，处处为难你，令你难堪。正是学校的台上演讲，让我们有了说话的底气和勇气，更能有锐气和朝气。

　　学校里的照相经历也助推了我的工作。1999年，乡镇工作进入“低迷”时期，面向农民的税费征收不起来，向上提交的税费即使贷款也要保证，导致乡镇运转困难凯发AG，连工资拖欠半年一载再正常不过了。面对如此境地，我们年轻人有的有门路辞职而去，我在父母的“监控”下放弃了离职的想法苦熬苦等。于是，我拿出很久没用的相机，再用小积蓄购置一款新相机在乡镇利用业余时间干起照相生意，陪伴我度过艰难的时光。随着岗位的变化，照相又伴随我的新闻宣传而行，拿起单位的相机作工作记录、发表新闻图片。随着年龄的变化，我将照相迈向摄影艺术殿堂，利用业余时间追光逐影，拍摄山河美、记录人文美、留下历史美，从学校练就的这项本事也将更加充实我的工作生活，成为今生最美好的寄托。

　　毕业后，虽没有从事本专业、本行业，但对母校仍然眷念不止，对本行同样亲切如故。没有母校和老师的培育，不会有自己今天多彩的工作生活。愿母校为国为民培育更多精英，让学子遍及大江南北显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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