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发AG：假期还是要加强学习，本次有幸邀请到友人鸢尾，从专业研究者的视角带我们回顾一段并不算遥远的过去，一段交织着性别议题、时尚和鸟类保护的历史。祝大家阅读愉快，佳节开心！

　　鸟类羽毛在服饰中的装饰性应用自古有之。从中国古代的羽毛缎、清朝官员的顶戴花翎所用的孔雀尾羽，到各少数民族的羽毛服饰，如台湾原住民的“绣羽冠”、白马藏族的“白鸡毛荷叶边毡帽”等；从欧美军队军帽上高耸的羽毛到贵族妇女夸张的羽毛帽子；从尼泊尔国王加冕仪式时帽子上的天堂鸟羽毛到新几内亚土著人在庆典时使用的大量羽毛服饰；从中国京剧里用白冠长尾雉尾羽制成长长的“雉翎”到西方顶级时尚设计中用到的羽毛，即便在大力提倡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代社会，羽毛在服饰中的使用也从未停止过。然而，历史上从未有哪个时期像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羽毛在时尚界风靡一时，爱美人士的追捧到了疯狂的地步，全世界的野生鸟类尤其是有着漂亮羽饰的种类在这几十年内深受其害。这个时期的羽毛主要用在女帽业，促成了全球羽毛贸易的兴盛，对于鸟类的大肆破坏也随之引发了早期最重要的保护运动，在时尚与保护之间，女性始终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人类佩戴羽毛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直到18世纪下半叶，用羽毛装饰女帽才成为流行时尚，到了19世纪下半叶达到高潮。1775年，路易十六的皇后戴着用鸵鸟和孔雀羽毛装饰的夸张帽子出现在凡尔赛宫的舞会上，由此掀起了巴黎以及欧洲其他城市贵族女性对羽毛装饰帽子的追捧，然后一发不可收拾。这种风气到了极端乃至畸形的地步，不仅是华丽的羽毛，甚至将整只鸟皮的剥制标本（或者几只鸟和其他与之搭配的自然物一起）固定在帽子上。据传夸张的羽毛帽子让贵妇们甚至不得不跪在马车厢里或者必须把头伸到窗外才能坐车，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止疯狂的时尚。作为羽毛帽子的消费者，女性很快在保护浪潮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即便是那些从佩戴羽毛的消费者转变为鸟类保护积极分子的女性，也同样认同女性消费者是鸟类遭受灭绝威胁的主要因素。报刊杂志和各种保护组织的宣传册子里充斥着女慕虚荣的夸张故事和作者们的愤怒情绪。

　　图2.1911年一幅讽刺画《持枪的女人》，图中的女性手持步枪猎杀白鹭凯发AG，她戴着夸张的羽毛帽，两只代表“法国女帽商”的猎狗把猎杀的鸟类堆在她脚边

　　1893年，《》一则读者来信讲了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在游轮上一位老妇用面包诱捕了乘客们都很喜欢的一只小鸟，并让船上的屠夫帮她杀了小鸟，准备带回家做成标本放在她的帽子上。动物学家威廉·霍纳迪（William Hornaday, 1854－1937）讲诉了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商店里看到的可怕情形：11只羽毛完整的大天堂鸟标本摆在橱窗，价格从30到47美元不等，碰巧一位身形臃肿的女人走进店里，指着其中一只标本冷漠地对同伴说“看！我想要一只，而且我也会有一只的！”帽子的设计与身份和时尚并行，绝非为了实用，了解时尚趋势并知道如何紧跟潮流进行穿搭，似乎成了上层女性的必备技能，而帽子上稀有昂贵的羽毛则充分彰显着财富和时尚品味。

　　批判者常常毫不留情直指女性消费者是加速鸟类减少和灭绝的罪魁祸首，“女性直接加速了大量漂亮的野生鸟类灭绝，因为她们着魔似地不断购买和穿戴羽毛，”“（女帽业）这个冷血的产业在爱慕虚荣和铁石心肠的妇女支持下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在一篇题为《女人的铁石心肠》文章里，作者对穿戴羽毛表达了无比的愤怒，声称女人的虚荣心比暴风雨和北极的严寒还要可怕，呼唤海鸟能够飞到远离人类的地方去。

　　鸟类学家威廉·哈德森（William Hudson, 1841－1922）在《》上发表了大量关于鸟类保护和羽毛贸易的文章，强烈批判了女性佩戴羽毛服饰，觉得她们毫无美丽可言，只会招来男性的反感。哈德森甚至引用了斯宾塞的过火言论，认为女性远远落后于男性，难以与其并肩，在智力尤其是审美上处于文明的男人和野蛮的原始人之间，而男性对于鸟类只有科学兴趣。哈德森对女性的偏见和对男性的偏袒由此暴露无遗，这种偏见甚至到了本质主义的地步，他直接忽视掉了羽毛贸易中猎人、商人等男性角色，为男性以科学的名义对鸟类的猎杀加以辩护。对女性的批判常常与当时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贤妻良母才是女性的理想角色，穿戴羽毛与社会对她们的期望背道而驰。如女帽业经常会用到的鹭类婚羽（通常来自白色系鹭类和苍鹭）需要在繁殖期杀掉成鸟来获取，这会导致巢中嗷嗷待哺的幼鸟常因失去亲鸟喂养饿死。女性本该具有母性的同情心，却因虚荣和贪婪，冷漠无情地消费，让无数幼鸟失去至亲而罹难，她们的消费是主动地选择，并非像佩戴鹭羽的骑兵们只是听命行事。

　　对女性消费者的另一个批判在于，当鸟类保护成为社会关注热点时，她们似乎陷入集体沉默。社会把矛头都指向消费者的同时，大量为保护奔走的女性所做出的努力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甚至连女性保护主义者也如此认为，“50个（女人）里也找不出来一个愿意把头顶的鸟儿立刻取下来”；“几乎没有女性站出来反对这个大规模的屠杀。……毋庸置疑，这是女性的问题，我们的虚荣心刺激了贪婪的商业行为，我们的钱让鸟类猎杀者在国内外继续他们的残忍行为。”在19、20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里，羽毛贸易成为《》的热点话题，编辑部、鸟类学家、保护主义者、消费者、商人纷纷撰文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消费者的声音似乎是最弱的，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本应该是对此话题最感兴趣、最渴望发声的女性却保持了沉默。

　　对女性消费者的批判也招来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她们为女性辩护，认为消费绝非导致鸟类破坏的唯一原因，最为尖锐的声音来自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1920年伍尔夫在女权主义杂志《妇女领导者》（The Woman’s Leader）发表了《羽毛法案》（The Plumage Bill）一文，以反驳鸟类保护者、《民族周刊》（The Nation）主编亨利·威廉·马辛厄姆（Henry William Massingham, 1860－1924）对女性消费者的批判。她用讽刺的笔法描述了时尚云集的摄政街上的贵妇形象：愚蠢的面目、厚厚的脂粉、华丽的装扮、贪婪的目光如同下午茶时的哈巴狗，得意地把新买的柠檬色鹭羽戴在头上去剧院看演出，显示出她对羽毛穿戴的反感。她也描述了被猎杀的鸟儿惨状，但她要表达的重点却是把矛头指向男性，“那我们可以公平地认为鸟类是被男人们亲手杀死、饿死和折磨死的，没有其他人代理”，贪婪的商人也是男性，下议院那些掌权的男性则应该为保护立法负责。由此可见，伍尔夫并不反对停止羽毛贸易，也支持女性拒绝羽毛服饰，但她强烈抗议把对鸟类的伤害完全归咎于女性消费者，批驳了马辛厄姆的厌女症。作为一位女权主义者，在羽毛贸易的争论中，她更关心的是女性，而不是鸟类，“相比鸟类的遭遇，我更在意妇女遭受的不公正，这不是比折磨鸟类更严重的罪孽吗？”

　　另外，伍尔夫还举出了另一个例子来反驳马辛厄姆：维多利亚时期欧美流行的飞蝇钓。飞蝇钓拟饵通常会用到各种野生鸟类的羽毛，这种钓鱼方式不仅让钓者（都是男性）也成为了羽毛的消费者，同时还是鲑鱼的杀害者，但没有人批判钓者，也没人同情鲑鱼凯发AG，因此伍尔夫带着讽刺的幽默说道，“我猜鲑鱼也有它们的感觉吧。”伍尔夫的这个例子不无道理，皇家鸟协会刊在1917年已经就飞钓的羽毛消耗作了批判，作者从科学的角度论证了使用鲜艳的稀有鸟羽来制作拟饵完全没有必要，鲑鱼根本无法识别拟饵的颜色和材质，他用制作蚕肠线的废弃蚕虫拿来染色做成拟饵，一样容易让鱼上钩。在陈腐的性别标准里，受到谴责的只是女人追求美的乐趣和无知，男人对狩猎、女人和钱的追逐却被当成理所当然的事。在后一轮的激辩时，伍尔夫甚至直言“我不是以一只鸟的身份在反驳，甚至不是作为鸟的拥护者，而是作为一个女人在辩护”。在她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女性都比鸟类要重要，而且男性是羽毛的生产者，是女性的消费者，她从羽毛贸易把矛头直指父权制的家庭结构和男性的欲望，呼吁女性的独立和平等权利。

　　图4 《羽毛大盗》封面，中文版译为《遇见天堂鸟》，可以当作悬疑小说读的博物馆羽毛盗窃案，主角是痴迷的飞蝇爱好者

　　其实，在伍尔夫之前已有零星的不同声音。如1875年的一篇文章认为虚荣的确是女性的问题，但时尚有着自身的发展模式，并非女性能左右，况且除了女帽业，农业也大规模猎杀鸟类而忽略了鸟类与昆虫的平衡。也有人意识到，狩猎和为赚取利润（食肉、鸟皮、羽毛）杀死鸟类同样残忍，虽然羽毛贸易造成的杀戮更快更多，但贵族将狩猎当成地位和权力象征的传统价值观也该受到质疑。在针对哈德森在1897年圣诞节发表的《鸟羽的贸易》一文时，12月28日《》刊登了不少读者来信，表达了不同观念：有人质疑为什么骑兵军官的羽毛帽子从来没受到过指责；一位消费者认为女性是被女帽商误导的，因为她们被告知羽毛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从鸟身上拔的，而且生产这些羽毛为妇女和女孩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还有读者认为时尚引领者（如当红明星）以及巴黎、伦敦的大帽商才最有责任，如果商人不提供羽毛帽子就不会有女性消费，漂亮的天堂鸟羽毛在商店里出现之前，没人想过要把天堂鸟拿来放帽子上；还有位母亲抱怨，商店里全是羽毛帽子，不买都难。一些消费者甚至根本不知道她们的消费会带来什么后果，即便知道会猎杀鸟类也会有消费者觉得反正鸟都死了，自己不买也会其他人买，言下之意依然觉得是羽毛供应者的责任。确实，大多数女性不过跟随明星、时装商店、时尚杂志和家庭报刊推崇的时尚风格而已，尤其是到了19世纪，报刊杂志越来越便宜，走进千家万户，它们对时尚的推动作用愈发显著。

　　的确，女帽业并非是造成鸟类减少或灭绝的唯一原因。稀有的鸟类被标本剥制师猎杀，做成标本用来收藏和展示，或者做成为一系列的鸟皮藏品，鸟蛋也被一排排陈列在动物学家的标本柜里。职业捕鸟人在田间、灌木篱墙到处设置陷阱，各种鸟儿被变成盘中餐或者宠物。还有同样盛行的飞钓，制作拟饵消耗的羽毛也不可忽视。况且羽毛贸易造成的猎杀过程中，女性只是其中的消费者和雇工角色，羽毛商、女帽商、羽毛猎人、时尚商店、媒体等亦是重要角色，甚至乡村男孩也成为诱捕者，他们会将所获鸟类拿去跟女帽商换取玩具和糖果。随着鸟类保护运动的兴起，各种反羽毛法案的诞生，羽毛被打上残忍、不合法和不时尚的烙印，所有羽毛产品被不加区别地冷落，即使不在禁令名单里的饲养鸟类。

　　略显讽刺的是，人类世界的可怕战争却带来了出人意料的改变。一战时，由于大量青壮男性投入了战场，欧美的许多女性得到了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产工作的机会，由此夸张的羽毛帽饰自然而然地被简洁实用的缎带帽饰和钟形帽所取代。由此可见，时尚的趋势并非完全由消费观和消费者选择所决定，政治经济等社会大趋势才更加具有决定意义。

　　早期的自然保护运动中，女性是重要的参与力量，这在鸟类保护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此以最具代表性的美国奥杜邦协会和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两个组织为例，简析女性作为主导力量如何影响和推进鸟类的保护。

　　首先，女性构成了两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并且承担着实际的管理者、领导者以及会刊主编等重要职责。《森林与溪流》（Forest and Stream）周刊主编乔治·伯德·格林内尔（George Bird Grinnell, 1849 –1938）在1886年时第一次成立奥杜邦协会仅仅维持两年便以失败告终，现在的奥杜邦协会是由哈丽雅特·海明威（Harriet Hemenway, 1858－1960）和明娜·霍尔（Minna Hall, 1860－？）成立的马萨诸塞州奥杜邦协会发展而来。海明威的成功并非来自她一己之力，而是女性的集体努力，包括：愿意羽毛时尚的上流社会女性，传播协会信息和理念的女性教育者和作家，为保护立法游说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女性，以及在世纪之交构成各州奥杜邦协会80%会员的女性等，这些女性成为奥杜邦运动的中坚力量。

　　奥杜邦协会会刊《鸟类知识》（Bird-Lore）的协会专栏也是由康涅狄格洲奥杜邦协会主席、鸟类学家、科普作家梅布尔·奥斯古德·赖特（Mabel Osgood Wright, 1859－1934）负责，赖特在推动学校鸟类学教育、建立鸟类艺术博物馆和保护区以及协会组织工作方面都具有突出贡献，被认为是奥杜邦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此外，协会也积极拉拢各种妇女组织，以获取她们的支持，让女性在保护运动的作用更加突显。而皇家鸟协在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都是女性掌管协会的运作：第一任主席波特兰公爵夫人（Winifred, Duchess of Portland, 1863－1954），任职长达65年；副主席爱德华·菲利普斯夫人（Mrs. Edward Phillips, 1823－1916）同时是协会会刊主编，任职直到去世；还有秘书，会计等无一例外都是女性。这并非当时的普遍现象，女性虽然常常是各类保护组织的多数成员，但真正能成为组织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并不多见。例如抗议活体解剖的维多利亚街协会（Victoria Street Society），70%的会员是女性，但主席和副主席一直都由男性担当，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情况也类似（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第二， 两个协会的主要目标都是反对羽毛时尚，把重点放在女性消费者上。格林内尔创立奥杜邦协会时，首要的目标就是反对女帽业使用羽毛，虽然也提及了制止破坏鸟巢和盗走鸟蛋的行为以及非食物目的的其他破坏行为。十年之后，海明威和霍尔成立的马萨诸塞州奥杜邦协会明确指出其目标是“为了阻止购买和穿戴任何野生鸟类的羽毛，以保护本土鸟类”。纵观早期奥杜邦运动，其核心工作就是反对羽毛时尚，而没有把矛头指向破坏鸟类物种的男性行为。皇家鸟协的前身鸟类保护协会在1889年成立时，也是“以期能够吸引人数可观的各阶层和年龄段的女性，联合起来女帽业和其他纯粹为了装饰目的导致的大规模鸟类破坏”。协会的荣誉秘书弗兰克·莱蒙夫人（Mrs. Frank Lemon, 1860－1953）甚至星期天去教堂记录穿戴羽毛的女性，然后给她们写信，劝说她们加入协会，羽毛时尚；协会的各种宣传册子也以此为核心。

　　第三，主导协会的女性具有显著的阶级特色和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其核心成员都是来自颇具影响力的贵族阶级。海明威自己来自波士顿的名望家族，她的社交圈里多为能够消费稀有羽毛的时尚女士，包括她自己在成为保护人士之前也穿戴羽毛，所以她和霍尔成立协会的第一步就是直接联络有可能穿戴羽毛的上层女性，劝说她们支持鸟类保护、加入协会。而且，海明威的丈夫在马萨诸塞州立法部门任职，她很熟悉如何处理有争议的政治性工作，她也具备把政要和鸟类学家们召集起来的影响力。而皇家鸟协第一任主席波特兰公爵夫人和其他核心成员也都来自上层社会，她们通过影响皇室和政要阶层的女性去影响更多的女性。协会在1898年向英国陆军总司令递交了一份军队羽毛禁用倡议，1899年9月维多利亚女王便下令骑兵和步兵军官不再使用鹭羽装饰军帽，转而用鸵鸟毛替代。同年，维多利亚女王宣布自己不再佩戴羽毛，1904年她的儿媳亚历山德拉王后也表态羽毛时尚，这对羽毛的主要消费者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皇家鸟协在1909年市政选举结束后向英格兰和威尔士主要城市的市长夫人们写了公开信，呼吁她们能够带头制止穿戴鹭羽服饰，这个呼吁得到了150位政要夫人们的积极回应，甚至一位未婚的市长也表示支持协会的工作。在这些回应中，不少女性表示都要向亚历山德拉王后学习。

　　最后，女性在保护运动中，通常会在感性上打情感、道德和审美牌，在理性上使用科学和经济学的策略。“鸟类应该被保护，它们漂亮的形体、颜色和动作都能愉悦我们的眼睛；甜美的歌声也让我们有听觉享受。” 有种观点认为，最迫切和行之有效的办法是让英国和美国的女性建立普遍的情感意识，集体反对猎杀。一旦她们意识到错了，她们就会制止这样的行为。在莎拉·朱厄特的小说《一只白鹭》中凯发AG，女作家塑造了热爱鸟类的善良女孩和残忍的鸟类学家形象，她最终没有被鸟类学家收买，拒绝透露他们想猎杀的白鹭踪迹。同时，女孩偷偷爬上大树看白鹭和其他鸟类的场景充分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及自然之大美，让读者无论从情感、审美还是道义上都会倾向于保护，即便是以科学为目的的猎杀也不该鼓励。引用科学家们的研究和科学数据也是增加自己公信力的方法，莱蒙夫人在国际妇女大会演讲时引用了每年被猎杀的鸟类统计数据、两位知名鸟类学家对海鸟猎杀的详细描述、诗人和艺术家的强烈呼吁，在情感和科学上向全世界的女性宣扬鸟类保护的重要性。另外，女性作家们在书写鸟类博物学时，她们真实的博物观察和记录也体现着科学性的一面。保护者们也常常强调鸟类的经济价值，例如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的鸟类保护委员会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开篇就指出如果没有鸟类控制昆虫，植物将被彻底破坏，也将没有动物包括人类，并列举鸟类如何保护庄稼的实际例子，表明保护鸟类的实用价值。

　　阶级和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在羽毛时尚和鸟类保护中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作为博物学践行者、消费者、女工还是保护者，她们身上都有鲜明的阶级特色：除了女帽厂的女工在社会底层，其他的几种角色都是中上层阶级的女性，尤其是稀有鸟羽的消费者则基本是贵族阶级。阶级和财富与教育机会、社交网络、消费能力等直接联系在一起，决定了那个时代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不同女性角色的阶级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上层女性在从消费者到保护者的转变中也体现出了阶级优越性，她们责备还在购买羽毛（通常是相对便宜的鸵鸟、家禽等羽毛）的穷人，嘲笑女仆戴着鸡毛帽子，认为下层女性缺少道德感和女人味，不值得尊重，为自己的同情心和美德骄傲。

　　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决定了女性与鸟类的互动模式。例如，作为鸟类博物学家，她们与参与博物学其他分支的女性一样，未接受正规教育或专业的训练，多为“业余爱好者”，关注身边的常见鸟类，更多的是写科普作品、绘图等与女性的传统角色看起来更符合的参与方式。作为时尚的消费者，她们的消费行为与男望、自身的依赖和从属地位相联系，所以当女性走出家庭去工作时，夸张的羽毛装饰被简单实用的风格所取代。当她们的消费被批判时，其中一个依据也是这种消费带来的杀戮违背了她们该有的母性和同情心，而且女性大多也认可这样的观点，甚至有男性批判者以此作为她们智力和审美不如男性的例证。保护行为也充满了性别色彩，女性把她们的保护看成家庭职责的延伸——从管理家务（housekeeping）延伸到管理市政（municipal housekeeping），美丽、健康和后代都被认为是女性该关注的事，以至于当时参与保护的男性通过各种方式避免自己被当成女流之辈，没有男子气概。在那个严谨的鸟类学田野研究还依赖枪弹的时代，女性的保护行为被羽毛产业的既得利益者贴上矫情、极端主义和俱乐部妇女的心血来潮等标签。皇家鸟类保护协会最初的工作重心放在女性上，因为主创者们觉得去改造姐妹们是她们的职责，而不是把鸟类保护当作一项女权主义事业，为女性争取更多的权利。而女性自身尽管有伍尔夫那样的女权主义者，但大多都是认可传统的性别分工的，她们很少会挑战当时的性别二分，而是认可自己是家庭、丈夫和孩子的守护者，所以对于保护而言，她们的出发点也是维护女性（使之作为女性的传统角色）、守护家庭和孩子的三步曲。

　　此外，要了解鸟类与女性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之所以构成这么复杂的互动关系，还需考虑当时维多利亚时期博物学和科学发展的历史语境。作为博物学的物质载体，动物标本成为自然博物馆、家庭装饰、个人收藏的热门，并形成了庞大的市场，鸟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从时尚看，鸟羽狂热展现的是当时人们对自然风格的审美追求，不仅是鸟类，昆虫也是重要的时尚元素：闪亮的甲虫经常用作首饰或缝制在衣服上作为装饰，甚至活的昆虫也被固定在头发或衣服上，头发里闪烁的萤火虫比钻石还耀眼。帽子上的鸟羽承载着那个时代审美与时尚、物质与财富、商业与贸易、科学、性别、自然观等方方面面的元素，展现了女性与鸟类的复杂关系，以及更一般性的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

　　作者介绍：鸢尾，观鸟爱好者，博物学史研究者，尤为关注女性、性别与博物学。

　　李婷. 羽毛时尚与鸟类保护：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女性与奥杜邦运动[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2):101-109.

　　皇家鸟类保护协会会刊，19、20世纪之交的各期，奥杜邦协会杂志等